高丽前期，受宋代职官制度的深刻影响，最为显著的是枢密院。高丽的台官和谏官常常合称为“台谏”，这表明高丽的监察制度受到了宋代台谏合一模式的深远影响。在北宋时期，台官的职权与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。北宋初期设立了中书门下、枢密院和三司等重要机构，国政的管理主要由这三大机构共同负责。
枢密院负责参判国家大事，进一步分散和削弱宰相的权力。为了制约中央行政机构，北宋强调谏官的独立性，设立了独立的谏院。真宗天禧元年（1017年），首度在门下省旁设立谏院，这一举措使得谏官脱离了宰相的控制，得以独立行使职权。接着，仁宗明道元年（1032年）又将门下省迁移至别处，并将原门下省的建筑改为谏院，谏院与中书省和门下省分开，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。此时，谏官脱离了宰相的干预，能够与御史台共同发挥台谏作用，更加有效地制约宰相的权力。
展开剩余80%然而，随着神宗元丰年间（1078—1085年）三省制的恢复，谏院被废止，归属于中书门下。高宗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重新设立了合并后的三省，并再次成立独立的谏院，脱离了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管辖，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继续行使其职权。从历史沿革来看，宋代的谏院一度脱离宰相，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，台官与谏官合二为一，积极履行牵制宰相与枢密院的职责。
高丽前期，面对日益严峻的女真威胁，显宗时期将原本的中枢院改为枢密院，从而提升了枢密院的地位。尤其是在文宗时期，由于边境女真问题日趋严重，加上国内门阀势力的不断壮大，战事频繁，国家内外形势发生了剧变。国王欲保持政治权力并非易事。因此，高丽在政制上吸纳了部分宋代中央官制的内容，尤其是在睿宗时期，枢密院不再独断军国大事，中书门下的宰臣也参与了边疆军事问题的讨论，成功牵制了枢密院的权力。
由于宰枢二府共同参与“议断”军国大事，也使得宰臣过度干预军事事务，影响了政局的稳定。肃宗时期，设立了独立的谏院，使谏官的独立性得以进一步强化。为了制衡宰枢二府的权力，睿宗加强了监察制度，将台官和谏官合二为一，称为“台谏”，对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进行有效牵制。此后，台谏成为国王的重要“喉舌”，其牵制作用更加活跃，谏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。这种制度延续至朝鲜时期，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
谏官与御史的职能略有不同，谏官的职责是提出建议，以正人主，而御史则负责监察、纠察百官。唐代的御史台虽然没有规定御史承担谏诤职能，但实际上台官是可以参与谏诤的，只是这一职能并不明显。北宋时期，除了弹劾和纠察外，谏诤的作用也得到了增强，而高丽时期，台官兼具了谏诤职能，台谏也因此往往合二为一。例如，北宋曾派承信郎许立、进武校尉林大容等人出使高丽，因睿宗接待不当，遭到了台谏的严厉批评。
台谏往往共同发起谏诤行动，甚至可以对国王的命令提出质疑。弹劾原本是唐制御史台的职能，台官通常具有弹劾权，尤其是由御史大夫、中丞和侍御史来执行这一任务，但谏官也逐渐具备了弹劾职能。在高丽，台谏往往在弹劾事件中联合行动，类似于北宋的情况。例如，毅宗时期，郑諴这一内侍官员受到国王宠信，虽然其行为不合规矩，但国王偏袒他，将御史小吏囚禁于刑部。面对这一情况，台谏联合抵抗，杜门罢职，最终迫使国王妥协，免去了郑諴等内侍官员的职务，御史台获得了胜利。
此外，台谏也曾多次提出要求，恢复一些刚正不阿、敢于弹劾权贵的官员。例如，毅宗时期，台谏请求将曾经刚正不阿的御史台小吏李份召回朝廷，并要求将那些违法乱纪的官员如郑叙、梁碧、金旵等流放外地。台谏的联合言事，常常迫使国王对违法的官员作出严厉惩处，从而维护了政局的相对稳定与公平。
高丽时代的监察制度，源自新罗的司正府和泰封国的内奉省，在借鉴唐宋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。高丽虽然大规模引进了唐宋的制度，但仍保持了本土传统与风俗，官制呈现出杂糅的特点。而高丽的政治现实，尤其是贵族势力的强大与王权的弱小，也使得监察系统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巨大挑战。高丽国王甚至无法单独接见大臣，如白任至因私事拜见国王，虽然被“优礼以遣”，但这一行为引发了朝堂百官的讥讽。洪汝河亦曾指出，君弱臣强的现象违背了君臣之道，导致高丽的君臣礼制无法真正建立。
这一政治现实，成为了高丽的“土俗”之一，朝鲜王朝中期的沈光世（1577—1624年）深感其影响，表示：“丽朝上下五百年，悍臣相继执国命。惩前毖后终莫改，无乃天定人难胜。”尽管高丽前期已引入御史制度，但贵族政治的特点和王权的弱小，使得御史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尤其是在高丽中期，武臣逐步晋升为权贵阶层，进一步制约了监察制度的有效性。这种权力结构的扭曲，使得高丽前期的御史台逐渐失去了弹劾权力，且难以有效制衡政坛的巨大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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